姚剧，属吴语系滩簧类地方剧种，产生并始行于浙东余姚。它脱胎于当地“车子灯”“采茶篮”“旱船”等民间歌舞及“雀冬冬”等民间说唱艺术，这些民间艺术形式犹如肥沃的土壤，为姚剧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。在17世纪中叶，姚剧逐渐形成，因沿袭用余姚方言演唱，故俗称“余姚滩簧”，简称“姚滩”，又名“鹦哥戏”。
早期的姚剧以近于说唱的“对子戏”形式呈现，在余姚一带称作“灯戏”或“灯班”。每逢“灯节”前后，街头巷尾、乡村田野便成了姚剧的天然舞台。艺人们身着朴素的服饰，手持简单的道具，用那充满乡土气息的唱腔和生动鲜活的表演，为百姓们带来欢乐与慰藉。这种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的表演形式，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，姚剧也因此在这片土地上迅速扎根、生长。
清乾隆年间，是姚剧发展的重要时期。此时，“姚滩”职业班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盛演于余姚、慈溪、上虞城乡。其中，以余姚横河（今属慈溪）虞才华带班的“才华班”为有史可查的最早班社。这些班社的艺人大多来自民间，他们凭借着对艺术的热爱和执着，不断探索和创新，使姚剧的表演形式和内容日益丰富。“姚滩”不仅盛行于本地，还不断向外流传，东至舟山的桃花、六横、沈家门，西至绍兴、萧山、诸暨，南至新昌、嵊县（今之嵊州），北达海盐、桐乡，直至上海。在上海，姚剧曾与“小歌班”（越剧班社的前身）艺人合作演出于“华兴园”，“姚滩”艺人马楠本、周兰英、楼阿木、月月红、小山宝、大桂香等，均挂牌演出于“永乐园”“髙升楼”“如意楼”等演艺场，在旅沪的宁绍帮观众中红极一时。这一时期的姚剧，犹如一颗传播文化种子的蒲公英，将余姚的地域文化带到了更广阔的天地，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。
然而，姚剧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。旧时，由于“姚滩”艺人在演出时常以插科打诨针砭时弊，加之剧目多属表现男女私情、争取婚姻自主的内容，与封建礼教背道而驰，故被当局列为“鹦哥淫戏”而屡遭禁演。不少艺人深受迫害，境遇凄凉。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时局动乱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姚剧的发展更是每况愈下。至解放前夕，“姚滩”班社已所剩无几，奄奄一息。在这艰难的岁月里，有一名为“德胜顺舞台”的姚滩班社，为了生存，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：以演“绍兴大班”（绍剧）为幌子，用前半夜演绍剧，后半夜演姚滩的办法，得以维持剧种的生存。这种在困境中顽强挣扎、不屈不挠的精神，正是姚剧能够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它体现了姚剧艺人对艺术的坚守和对传统文化的执着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姚剧在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磨难与坚韧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姚剧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1953年，在浙江省文化局的关心重视和余姚县文化馆的扶植下，由黄承炳等17位“姚滩”艺人组建了“余姚滩簧小组”。这一举措，犹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，为姚剧的复兴指明了方向。1956年，“余姚滩簧”正式定名为“姚剧”，同年9月，经浙江省文体局批准，成立了专业的“余姚姚剧团”（系迄今为止，该剧种唯一的专业表演团体）。从此，姚剧进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，开启了从民间草根艺术向专业舞台艺术蜕变的征程。
在“姚滩”中前期，旦角均由男性扮演，用假嗓或真假嗓结合演唱。这种表演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特色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。直至20世纪30年代，女性旦角演员开始出现，并逐步改变男旦占领“姚滩”舞台的现象。如后来成为“余姚滩簧小组”和“余姚姚剧团”台柱之一的刘芙蓉，便是开创姚剧由女性演旦角的杰出代表。她的出现，为姚剧的表演注入了新的活力，使旦角的表演更加细腻、柔美，更符合女性的形象特点。而原来饰演旦角的男演员如黄承炳、黄立泉、张长水等则逐步改演生角，偶而也有男旦出现。如“姚滩”泰斗孙春阳（男旦），于20世纪60年代，在上海演出姚剧现代戏《地头缘》中扮演老婆婆一角，演得幽默诙谐，妙趣横生，深受广大观众和行家好评。这种角色的转变和调整，体现了姚剧在表演艺术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，也为演员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1957年，浙江省群艺馆戏剧干部陈玉祥根据小说《高玉宝》有关章节，为姚剧团编创并导演了姚剧《半夜鸡叫》，并在当年的全省戏曲会演上一炮打响，成为久演不衰的保留剧目。这一成功，为姚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姚剧。《半夜鸡叫》以生动的剧情、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独特的表演风格，展现了姚剧的艺术魅力。此后，剧团一直坚持编演现代戏，涌现了诸如《玉兰拜寿》《搭壁拆壁》《凤凰桥畔》《红灯志》《雷锋》《焦裕禄》《柏树坡》《烦恼的喜事》《强盗与尼姑》《沙场泪》《传孙楼》《龙铁头出山》《鸡公山风情》《女儿大了，桃花开了》等一大批现代戏。这些现代戏紧密结合时代背景，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，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。它们以姚剧独特的艺术形式，传递了正能量，弘扬了社会正气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和欢迎。
与此同时，姚剧还注重从兄弟剧种汲取养料，尤其是向沪剧、锡剧、甬剧等滩簧剧种学习借鉴，并移植适宜本剧种演出的剧目，如《碧落黄泉》《双推磨》《半把剪刀》《天要落雨娘要嫁》《三县并审》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等，均已成为姚剧舞台的保留剧目。通过移植和借鉴，姚剧丰富了自身的剧目资源，提高了表演水平，拓宽了艺术视野。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，使姚剧能够不断吸收其他剧种的优点，融合创新，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余姚姚剧团在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，大体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。从建团到1966年为第一阶段。以黄承炳为团长，“姚滩”老艺人为骨干的前辈们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，把一个以前只用四只稻桶，搭上八块门板即可演出的“余姚滩簧”变成了正正规规的地方剧种。他们坚持编演现代戏，坚持上山下乡为农民兄弟服务，坚持勤俭办团，积极培养新生代姚剧演员。从许多方面为姚剧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。这一阶段的姚剧人，以无私的奉献精神和顽强的拼搏精神，为姚剧的传承和发展付出了辛勤的努力，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姚剧的历史长河中。
从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为第二阶段。其间，一大批姚剧工作者或被迁返回家，或被迫转业改行，留下来的则进了“文宣队”。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垮台，文艺界逐渐复苏，姚剧改革也随之开始。1976年11月，经整编重建，“余姚县文宣队”又改名为“余姚姚剧团”，部分原姚剧工作者重新归队。随即，《枫叶红了》《于无声处》《祥林嫂》《江姐》《双推磨》《杀狗劝夫》《错进错出》《秋香送茶》《半夜鸡叫》等新、老姚剧剧目相继出台，观众如潮，盛况空前，姚剧艺术迎来了第二个春天。这一时期的姚剧，在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后，更加坚定了传承和发展的信念。艺人们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创作和表演中，用优秀的作品展现了姚剧的魅力，也赢得了观众的认可和支持。
1979年6月起，演员出身的沈守良任团长，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内，是姚剧事业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，获得较快发展的第三阶段。这一阶段，剧团致力于抓大型近、现代剧目的创作和综合艺术质量的提高，为姚剧这一小剧种在省内外戏剧领域争得一席之地作了艰苦努力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广大姚剧工作者的共同奋斗，大型近代历史剧《强盗与尼姑》在浙江省第二届戏剧节一举夺魁。此后，《沙场泪》《野杨梅》《桃园记》等大型创作剧目，在省、市历届戏剧节频创佳绩。与此同时，省文化厅给姚剧以大力扶持，出资开办“宁波地区戏曲（姚剧）训练班”，为姚剧团培养输送了新一代艺术接班人。这一阶段的姚剧，在艺术创作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为姚剧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通过创作大型剧目，提高了姚剧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；通过开办训练班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演员，为姚剧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1988年3月起，寿建立出任团长，开创了姚剧事业持续发展，并走向辉煌的第四个历史阶段。2001年，大型姚剧现代戏《女儿大了，桃花开了》以前所未有的人力、财力和物力投入排练，数易其稿，精益求精，以全新的样式出现于上海交通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、华东政法学院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上海戏剧学院等八所高校。这一举措，不仅扩大了姚剧的影响力，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和喜爱上了姚剧。高校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阵地，姚剧走进高校，为姚剧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。通过与高校学生的互动和交流，姚剧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传承和保护中来，为姚剧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血液。
姚剧之所以能够历经数百年的传承而不衰，与其独特的艺术特点密不可分。姚剧的音乐唱腔由基本调和小调两部分组成。基本调曲调比较丰富，尚能演唱的还有数十种，常用的有【平四】和【紧板】两种。【平四】节奏平稳，旋律流畅，适合表现叙述性的内容；【紧板】节奏紧凑，情绪激昂，常用于表现紧张、激烈的场面。小调多为当地民歌及江南民歌，如【送针调】【童子郎】【半哼哼】【对花十送郎】等。这些小调，不仅在一个戏中与基本调配合使用，且专有由小调联缀起来的小调戏，唱腔轻快活跃，生活气息更为浓厚。姚剧的音乐唱腔具有通俗易懂、流畅自然的特点，它以余姚方言为基础，唱腔近于口语，往往一、二十句唱词顺而歌，一气呵成，运腔自然，犹如鸟语，故有“鹦歌班”之称。这种独特的音乐唱腔，使姚剧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，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，沉浸在剧情之中。
姚剧的伴奏乐器早期以滩簧二胡为主，另有三弦、月琴。建国后逐步增加了高胡、危琶、竹笛、扬琴、提琴、黑管、长笛、笙等。这些乐器的搭配使用，丰富了姚剧的音乐表现力。滩簧二胡的音色柔和婉转，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姚剧唱腔的韵味；高胡的音色清脆明亮，在表现欢快、活泼的情绪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；竹笛的音色悠扬动听，为姚剧的音乐增添了一份灵动之美。不同乐器的组合，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音乐层次，使姚剧的音乐更加立体、饱满。
姚剧的服装道具也经历了从简陋到丰富的演变过程。早期余姚滩簧以稻桶底为舞台，道具仅一桌两椅，服装男角戴西瓜顶帽或绍兴毡帽，穿长衫或竹裙，女角也只腰围彩裙，装个假头。一个班社仅一把二胡、一副夹莎担即流动演出于各地。进入上海后，服装、道具等虽有所改进，但仍简陋。建国后，已逐步发展为具有整套灯光布景和服装、道具的规模。现代的姚剧服装根据不同的剧目和角色进行设计，既保留了传统戏曲服装的特色，又融入了现代时尚元素，使演员的表演更加生动形象。道具的制作也更加精细逼真，能够更好地辅助演员的表演，营造出逼真的舞台氛围。
姚剧的表演动作方面，素以生活气息浓郁，富具乡土风味为特色。动作逼真自然，如挑水织布、摇船、推磨等，接近生活动作而稍加舞蹈化，节奏感较强。建国后，向其他剧种学习了台步、功架、身段、武打以及趟马、水袖等程式动作，同时也向话剧学习，从而丰富提高了舞台艺术。姚剧的表演既注重生活的真实感，又强调艺术的美感。演员们通过细腻的表演，将角色的情感和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，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。例如，在表演挑水织布的动作时，演员们会模仿真实的挑水姿势和织布动作，同时又加入了一些舞蹈元素，使动作更加优美流畅，既展现了劳动的场景，又体现了艺术的美感。
姚剧的角色行当分“花脸”“旦堂”两种。“花脸”者，即一切生角，不分年龄、文武，但有身份之分，文人秀士或有财富地位者，戴瓜皮帽，穿长衫，称为“长衫花脸”（亦称“清客花脸”），下层劳动者则系竹裙，穿短衫，戴绍兴毡帽或糊刷帚帽，称为“短衫花脸”（亦称“草花脸”）。“旦角”分“上旦”“下旦”两种，“上旦”为有身份或上了年纪的女性，“下旦”为年轻女性。这种角色行当的划分，体现了姚剧对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和分类。不同的角色行当具有不同的表演风格和特点，演员们通过精湛的表演，将各种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，为观众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戏剧世界。
姚剧的传统剧目素有“七十二本”之说，多数是折子戏，与滩簧系统各剧种相类。如前后《庵堂相会》、前后《落发》《借披风》《还披风》、前后《垃圾》。《打窗楼》《十不许》（《十劝郎》）《卖草囤》《卖青炭》《卖冬菜》《卖小糖》《卖石榴》《荡湖船》《陆卖饼》《秋香送茶》等。这些剧目多数是清装或时装戏，故事情节简单，多以表现民间生活、爱情故事、伦理道德等内容为主。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风貌和人民的思想情感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。另有一些戏以穿插杂技动作为特色，如《顶碗记》《大闹花灯》等，增加了剧目的观赏性和趣味性。
姚剧的现代戏则紧密结合时代背景，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生活。例如《半夜鸡叫》，它以地主周扒皮半夜学鸡叫欺骗长工们早起干活的故事为原型，通过姚剧的表演形式，生动地展现了旧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，以及农民的反抗精神。这部剧目不仅让观众了解了历史，也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邪恶势力的痛恨。《女儿大了，桃花开了》则以当代农村为背景，讲述了年轻人在追求爱情和事业过程中的故事，反映了新农村的变化和发展，以及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。这些现代戏以贴近生活的剧情和生动的表演，引起了观众的共鸣，对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姚剧的优秀剧目在各级调演中荣获了众多大奖，为姚剧赢得了荣誉。1991年5月，《传孙楼》剧作为浙江省唯一入选剧目赴扬州参加全国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，受到大会评委及全国各地观摩代表的一致好评。这一荣誉的获得，充分证明了姚剧的艺术水准和影响力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姚剧。1993年，《龙铁头出山》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荣誉提名奖，为当时浙江省在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项上第一次获奖。同年又获浙江省第五届戏剧节优秀演出奖，剧本、导演、舞美设计获二等奖。这些奖项的获得，是对姚剧创作团队的高度肯定，也激励着更多的姚剧人不断努力，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。1995年，《鸡公山风情》获浙江省第六届戏剧节优秀演岀奖、优秀剧本奖、优秀导演奖、优秀音乐奖、优秀舞美设计奖。这一系列奖项的获得，体现了该剧在各个方面的卓越表现，也展示了姚剧的综合艺术实力。
姚剧的剧目不仅在国内获得了荣誉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余姚的地域文化。通过剧目的演出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余姚的历史、文化和风土人情，提升了余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同时，姚剧的剧目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。
姚剧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其传承和保护至关重要。余姚市在姚剧的传承和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。一方面，巩固和扩大演出市场，每年演出姚剧剧目近20台、160场左右。通过频繁的演出，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欣赏到姚剧的精彩表演，提高了姚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同时，投资支持姚剧原创剧目的创作，以两年出一台新戏的进度创作了姚剧现代戏《母亲》《五月杨梅红》和《浪漫村庄》、姚剧历史剧《王阳明》等优秀的地方戏曲。这些新剧目的创作，丰富了姚剧的剧目资源，也为姚剧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另一方面，搭建展示平台。定期组织展演活动，打造了“周末戏院”等品牌演出活动，让姚剧更加亲民，普通百姓都能进剧院欣赏姚剧名家的精彩演出。在全市城乡还以姚剧联谊会、票友会等民间组织形式，组织开展联谊、观摩、座谈等活动，至今已连续举办了三届余姚、慈溪地区“姚剧演唱大赛”。这些活动的开展，为姚剧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和展示的平台，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姚剧的热爱和参与热情，培养了一批潜在的观众和传承人。
在传承保护方面，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19年11月，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》公布，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获得姚剧项目保护单位资格。2023年10月31日，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单》公布，该项目保护单位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评估合格。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通过开展剧目创排、文旅展演等工作，积极推动姚剧的传承和发展。同时，加强对姚剧资料的收集、整理和保存，建立了完善的姚剧档案数据库，为姚剧的研究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持。
姚剧的传承离不开传承人的努力。沈守良，男，汉族，1943年1月出生，浙江省余姚市黄家埠镇五车堰人。2009年6月，沈守良入选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，浙江省余姚市申报。沈守良在姚剧的表演艺术上有着深厚的造诣，他继承了姚剧的传统表演风格，又不断创新和发展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特色。他致力于姚剧的传承和教学工作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演员，为姚剧的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。除了沈守良，姚剧还有寿建立、柯东琴、王育红等省级代表性传承人，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姚剧的传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目前，姚剧的流传现状总体较为稳定，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，人们的娱乐方式日益多样化，戏曲艺术面临着来自其他文化形式的竞争。同时，姚剧的观众群体逐渐老龄化，年轻观众对姚剧的关注和喜爱程度相对较低。为了应对这些挑战，姚剧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，加强与现代社会的融合。可以通过与现代科技相结合，利用互联网、新媒体等平台，扩大姚剧的传播范围；可以创作更多符合年轻人口味和审美需求的剧目，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院；可以加强与学校、社区等合作，开展姚剧进校园、进社区等活动，培养年轻观众对姚剧的兴趣和爱好。
姚剧，作为浙江余姚的地方传统戏剧，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它历经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，承载着余姚人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，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。姚剧独特的艺术特点，如通俗易懂的音乐唱腔、丰富多样的伴奏乐器、生活气息浓郁的表演动作等，使其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。
姚剧的优秀剧目不仅在国内获得了众多荣誉，也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。它们传播了正能量，弘扬了社会正气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。同时，姚剧的传承和保护工作也在不断推进，通过政府、保护单位、传承人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，姚剧的传承和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。
然而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，姚剧的传承和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。在未来的发展中，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姚剧的保护和传承，创新发展思路，培养更多的年轻观众和传承人，让姚剧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，姚剧一定能够传承不息，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，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让我们共同期待姚剧的美好未来，让这颗戏曲瑰宝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
